早些年农民子女偶尔通过当兵提干或招工等方式还有过一点正式脱离农村变成城市居民的机会，而现在那条路已基本被堵死。

也就是说，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公务人员，均在房价上涨中获得好处，这种利益格局下，政府怎么会有诚意去解决中国的房价问题呢？而且解决的结果是土地财产锐减，个人资产缩水，损失自身利益。此项新政策与此前十年所有的调控政策一样，都回避了上游土地垄断问题，而是不断对下游购房者加码，比如限购、征税、提高信贷门槛等等，现在又养肥杀猪，继续扭曲市场，不解决真问题，这种调控演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尽管征收资本利得税并无不妥，但目前大幅提高，并不清楚政府要达到什么目的，因为它短期内会冻结二手房交易或抬高二手房交易价格，从而将刚性需求都推到一手市场，助涨新房价格，显然与打压价格的调控目标南辕北辙。现在的土地制度，则让一代代的城市居民永远成为政府土地的租客。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没有私有财产，甚至人自身也属于国家的财产，听从政府的命令而无半点自由。但是，将地产商妖魔化并承担地产乱象的责任也是一种视线转移，政府则以年年政策调控的努力掩盖真正的问题，将房价上涨锤炼成了一种刚性而不可抑制的市场现象。单位领导如果建造新的内部房，会利泽全体下属（包含退休人员），受到普遍的支持，这也是安全寻租的好机会，创造了体制内皆大欢喜的局面。

本文草就之后，传来即将谢幕的本届政府推出地产调控政策的消息，其中出售自有住房转让所得差额按20%计征的规定让人震惊。其次，停止一切福利分房行为，尽快实现公务员房产信息公开，他们如果转让内部住房，则要实行和经济适用房一样的转让政策，即先补交土地收益款。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齐同生说，深化改革是执政党得民心的头等大事。

一些部门试图打着改革旗号进行部门私利整合，他们也因消极执行改革政策导致一些领域的改革改而无效、改而效微。改革之初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目前主要是利益的冲突与博弈，这是接受采访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共同感受。推进市场化改革、压缩既得利益群体寻租空间，需要改革者从执政安危出发拿出义无反顾的勇气，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则需要决策者从民生福祉着眼作出灵活周致的智慧选择。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也表示，我们必须明白执政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应该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等人告诉记者，改革就是让更多的人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改革中要重点提高全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能力、文化创新与思想引领能力、利益整合与社会凝聚能力、党风廉政与自身净化能力、执掌政权与巩固国防能力、国际交往和世界影响能力、危机处理和稳定社会能力等7大执政能力。

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互相抱团，担心改革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愿改革也不敢改革。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冲突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犹如精神鸦片，如不加以应对，对改革大局不利。江苏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祝义才、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董事长杨斌等人谈及改革话题也是心潮难平：民企虽与国企同处市场，但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方面还有不少不公平的地方。

在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看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正是深化改革的窗口期。深化改革必须形成改革合力。（《半月谈》2013年第4期，记者 唐卫彬 陈晓虎 周立民 郭奔胜）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执政党要确保执政安全，就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切、要求和满意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谈及中国的未来，谈到如何实现中国梦，老人突然站起来，大手一挥，话语深沉而凝重：必须走改革的路子，不改革没出路

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

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这样，培育和启动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为此，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业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

——以涌现一批创新型的行业领先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

从近期看，有两种容易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到两亿多人。这时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

——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

——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为突破口，发掘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潜力。增速虽降低 新增量依然很大中国经济时报：应该如何认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趋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刘世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对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认识。

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这一条经验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例如，铁路部门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融资能力受限。新增长阶段要上两个台阶中国经济时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刘世锦：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一个产业升级的台阶。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但这种经济下行态势仅仅是宏观紧缩背景下的周期性回调，还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经过30年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还能否重拾辉煌？经济下行期的中国又将如何持续推进改革？这些都是存在很多人心里的疑问和担忧。在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

如住宅的长期需求峰值预计出现在2015年，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应当通过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发展消费金融等措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其消费能力。

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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